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软件特色

【视频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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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学术氛围浓厚的北京大学，宋兆麟丝毫不敢懈怠，更加勤奋地学习。翦伯赞先生讲的汉代史、邓广铭先生讲的宋史、夏鼐先生讲的考古学通论、苏秉琦先生讲的中国文明起源、宿白先生讲的佛教艺术等课程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到了大二，该分专业了，他想学考古，又担心自己色弱，不适合考古专业。他咨询了尹达先生，尹达告诉他，只要不学艺术考古，问题就不大。尹达建议宋兆麟学习史前考古，并将其与民族志相结合。分到考古学专业后，宋兆麟就按照这个思路，主要选修与原始社会史、民族志相关的课程。著名社会学家、中央民族学院(今中央民族大学)教授林耀华在给他们讲授原始社会史课程时，大量运用民族学资料，深深吸引了宋兆麟。从此，他爱上了民族学。

如何搜集民族文物？前人并没有留下多少可以借鉴的经验。在民族学领域，鲜有学者把物质文化或者民族文物纳入研究范围。在文博领域，虽然有少数人关注民族文物，但是因其市场价值不高，也未引起足够重视。宋兆麟坚持深入边疆民族地区，观察各民族的物质文化形态，参考各种民族调查报告及相关文献，拟定了一个民族文物搜集提纲，内容涉及生产工具和设备、手工业工具、衣食住行、礼俗、科学文化、宗教信仰等。按照这个思路，他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搜集了大量民族文物。

1961年10月，宋兆麟告别即将临盆的妻子，毅然奔赴内蒙古，调查阿里河的鄂伦春族。那里地处大兴安岭西麓，冬季气温常处于零下40多摄氏度。有一次暴雪封路，车辆停运，他在转运站滞留了十天，与十几个老乡挤在一个大火炕上，粮食吃光了，只能吃豆饼充饥。为了了解鄂伦春人的生活，他与猎人一起去林场狩猎威斯尼斯ww2299mc，一起在野外吃混着兽毛、带着血丝的兽肉。夜晚露营，寒风刺骨，他睡在篝火旁边，身下垫着马鞍，上面盖着皮衣，依然不时被冻醒。那段日子虽然辛苦，但他真正走进了鄂伦春人的生活，眼界大开，搜集到了近千件文物。待到第二年春天回家时，他的女儿已经出生了。

从大兴安岭返京几个月后威斯尼斯ww2299mc，宋兆麟又带着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文物征集组到云南西双版纳调研。当时，西双版纳医疗条件落后，恶性疟疾和麻风病时有发生。他在当地做民族调查，与麻风病患者多有接触，好在并没有被传染上。在西双版纳，宋兆麟与同事搜集到傣族、哈尼族、布朗族、佤族、基诺族等民族的文物10000多件。西双版纳天气炎热，几乎天天下雨。工作之余，他常和同事们到澜沧江边，或休憩，或游泳。凭借考古专业的敏感，宋兆麟在江边的断崖上发现了陶器、石器等远古人类居住的文化遗存。

1963年，宋兆麟到云南宁蒗彝族自治县进行文物征集工作。地处小凉山腹地的沙力坪村，是一个彝族的聚居地。宋兆麟吃住在村庄威斯尼斯ww2299mc，和当地人一样，每天三顿饭都靠半生不熟的烤土豆充饥。完成工作任务后，他准备返回丽江，但没有车可坐，就决定步行。第二天威斯尼斯ww2299mc，天还没亮，宋兆麟就带着一盒米饭出发了，途中两次走错路，走了两天才到丽江。回忆那次步行山路的经历，宋兆麟说，返程不久就步入山林中，林中百鸟齐鸣，山风呼啸，让他恐惧得连头发都竖起来了。现在已是著名旅游目的地的泸沽湖，当时还是一片鲜为人知的神秘地域。泸沽湖西岸就是今天的宁蒗县永宁镇，宋兆麟详细调查了永宁纳西族的母系社会家庭和走婚制度威斯尼斯ww2299mc，搜集了3000多件文物，用了40匹骡子将其驮出山区，辗转运回北京。

为了进一步了解泸沽湖地区的走婚习俗和母系社会，1981年3月，宋兆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严汝娴、刘尧汉夫妇在马帮向导的带领下，从丽江出发奔赴四川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的俄亚大村开展调查。俄亚大村位于泸沽湖东南的大药山西边，那时有100多户人家、1000多人，在人烟稀少的当地被称为“大村”。群山怀抱中的俄亚大村，交通闭塞，历史上依赖马帮运输。宋兆麟此行翻越了平均海拔4000米的大药山，途中不时穿过云杉、冷杉组成的林海，常常在悬崖边狭窄的小路上艰难行走。大多数路山势陡峭不说，还不时有落石滚下，各种野生动物时隐时现。在一处山路上，突然出现一只豹子，走在前面的头马受到惊吓，失蹄摔下了山崖。宋兆麟就走在旁边，所幸没事。2003年，宋兆麟第七次奔赴泸沽湖进行民族调查，又一次踏上了艰难的旅途。七次调查，他走遍了泸沽湖周围36个村落，对走婚制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。

海南黎族被认为是古代百越族的后裔，保留了不少原始文化。从1992年开始，宋兆麟连续五年到海南开展黎族调查，每年去两个月，走访了25个黎族村寨，调查了五个黎族支系。2001年3月，宋兆麟第六次去海南调查黎族。在通什市(今五指山市)毛道乡的毛道河边考察黎族葫芦舟渡河，此时已年过花甲的他，在河边奔跑着追踪拍照，不慎滑倒，导致右腿股骨头损伤，在医院治疗近一个月才回到北京。

乘舟渡河、骑马赶路、徒步跋涉、野外露营……数十年来威斯尼斯ww2299mc，对于宋兆麟来说，这些都是家常便饭。谈起野外生存经验，他头头是道：夏季在野外露营，蚊虫肆虐，一旦防范不当威斯尼斯ww2299mc，人和牲畜都会有性命之忧，需要不断地燃起篝火熏蚊子威斯尼斯ww2299mc，还要佩戴防蚊面具；冬季露营，必须保持篝火旺盛，既可以御寒威斯尼斯ww2299mc，也可以防范野兽袭击；在山区行走，既要提防蛇虫出没，也要小心泥石流……

路途虽然艰辛，但当时的民族文物留存相对较多，搜集起来也容易一些，可谓苦中有乐。时过境迁，如今，民族文物越来越稀少，宋兆麟早年工作的价值日益凸显。1962年，他在西双版纳进行傣族民族调查时，请当地傣族知识分子抄录了当地文物室的基本文献，后来当地文物室的文献尽毁，这些手抄本成了文物。有一年，西双版纳筹办傣族文物展，苦于文物不足，宋兆麟又押运当年搜集到的傣族文物重返西双版纳。

宋兆麟的民族调查，既有重点调查，也有专题调查。在大兴安岭、西双版纳、泸沽湖等地，他一扎就是几个月甚至一年，有的地区反复去过多次，并有专著问世，这属于重点调查。他对于广西左江崖画、岭东南三族风俗、水族石墓等的调查，驻扎时间相对较短，只写调查报告或学术论文，属于专题调查。除此之外，为了扩大视野、增加感性认识，他还到黑龙江、新疆、西藏、江苏、浙江等地调查，这些调查成为他做比较研究的重要积累。

在民族调查中，宋兆麟坚持每天拍摄照片，写调查笔记。几十年后，他重访当年调查过的村落，往往会发现当地的风俗发生了巨大变化，不少文化现象甚至已经湮灭。依据自己当年的这些调查笔记和老照片，他写出了《边疆民族考察记》，保留了珍贵的历史记忆。根据自己的调查记录，结合其他文献资料，宋兆麟还撰写了一系列专著，如写鄂伦春族的《最后的捕猎者》，写纳西族摩梭人的《走婚：女儿国亲历记》《伙婚与走婚：金沙江奇俗》《永宁纳西族母系制》《泸沽湖的诉说——男子走婚和母系家庭》，写普米族的《泸沽湖畔的普米人》以及写川西南藏族纳木依人的《寻根之路：一种神秘巫图的发现》等。

民族考古既包括对我国古代边疆地区的民族进行考古研究，如吴越考古、匈奴考古、滇文化考古、南诏考古、辽金考古等，也包括不同民族间的考古比较研究。前者是我国传统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，队伍大、人员多，成就卓著。后者虽经王国维、蔡元培、郭沫若、李济、林惠祥等前辈学者提倡，但从事该项工作的人并不多。宋兆麟既做过古代边疆地区的民族考古研究，如景洪新石器时代考古、泸沽湖新石器时代考古、博什瓦黑南诏石刻考古，也做考古比较研究，而且将比较研究作为重点。

宋兆麟的比较研究是从器物学开始的，他善于利用民族地区保留的渔猎工具、农具、纺织工具去阐释、复原考古发现的各种器物。例如，山西许家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许多石球，这些石球是干什么用的？宋兆麟认为，这些考古发现的石球与绳索、皮兜共同组成了当时的一种狩猎工具——流星索，其与西南民族地区现在保留的飞石索类似。他先发表了《投石器和流星索——远古狩猎技术的重要革命》一文，后又将其写入《中国原始社会史》一书。他指出，无论在河姆渡文化遗址还是仰韶文化遗址中，都发现了不少石球，说明流星索仍然为人们所应用，只是石球小型化了，这从侧面反映出其他狩猎方法的增加和大型猎物的减少。对于史前遗址出土的大量弹丸，他提出，这意味着弹弓十分流行。这种弹弓与一般弓相似，但以竹、藤为弦，中央有一个兜，可置一至三枚弹丸，供射鸟使用。云南傣、佤、布朗、拉祜等民族都有这种弹弓。辅以为证的，正是他从云南搜集到的弹弓。

史前社会，距今久远，研究难度很大。宋兆麟将考古资料与自己调查来的民族学资料相结合，为史前史研究开辟了一片新天地。他说：“考古学资料是史前研究的基本资料，它能展示史前社会的骨骼系统，能提供一个确实可靠的历史坐标，但是历史是具体的，是有血有肉的，这样仅仅依靠考古学的‘死化石’就不适应了，必须求助于‘活化石’——民间文化资料，也就是搜集民族学和民俗学的资料。”比如，洪水神话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，宋兆麟发现威斯尼斯ww2299mc，在中国的洪水神话中，葫芦占有极特殊的地位。在水族传说中，远古时代洪水滔天，很多人都被淹死了，唯有拾雷公斧的兄妹坐在葫芦内活了下来，白胡子老人劝兄妹结婚，才有了水族。布依族古歌谣唱道：“洪水滔天心不惊，园里摘下大葫芦，挖个洞洞掏心心。赛胡细妹手牵手，葫芦里面来藏身。”此外，黎族、侗族、傣族等也有类似的传说。这说明在洪水中利用葫芦求生是一种普遍现象，葫芦是远古时代重要的救生工具。他运用考古资料与民族学资料相结合的方法，撰写了《原始社会》《中国原始社会史》《原始社会风俗》等著作，受到学界的好评。

节日涉及民俗的方方面面威斯尼斯ww2299mc，是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，宋兆麟撰写了《中国传统节日》《中国二十四节气》两本著作。他的民俗研究，并不局限于民俗学本身威斯尼斯ww2299mc，而是将自己毕生钻研的考古学、民族学融入其中，别具一格。进入21世纪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越来越受到各界重视，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等工作随之展开，宋兆麟受邀担任文化部(今文旅部)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，参与编写《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》(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》)，参加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等工作。

宋兆麟一生从事民族文物征集、研究，在博物馆从事文物鉴定、陈列、研究工作，深知文物的价值所在。退休后，他自己也搞起了文物收藏，并形成了一系列专题收藏。他针对藏品开展研究，出版了《古代唐卡遗珍》《辽代插图本楷书〈金刚经〉》《辽代绣画》《古乐撷英——我所收藏的乐器》等专著。与文物打了一辈子交道，他把自己的经验、体会和方法以及各种有趣的故事汇集起来，出版了《民族文物通论》《中国民族民俗文物辞典》《古代器物溯源》等著作。

【多元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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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2010年被评为省级文明校园以来，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便将创建全国文明校园作为牵引性工程，纳入学院历次“五年规划”，将党建引领贯穿文明校园创建全过程，举全院之力持续推进，常态化开展“西铁院因我而美”文明实践活动威斯尼斯ww2299mc，成效显著。学院2021年承办陕西省高校文明校园创建工作现场会，获评“全国文明校园创建先进学校”；承办陕西省2024年首场文明校园创建示范活动，全面展示育人成果。这场持续10余年的文明长跑，终于在春天绽放绚烂之花。

学院将铁路精神深度融入育人体系，深入挖掘“巴山精神”“宝成精神”等铁路行业的宝贵精神财富；邀请优秀校友代表——全国劳动模范王小卫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屈晗、全国铁路青年岗位能手陈佩佳、坚守戈壁的通信工辛晓雨、“90后”女接触网工邓聪等先进人物，以“最美铁路人”进校园、“劳模工匠面对面”等形式，让学生真切感受铁路人的坚守与担当，激励无数学子传承匠心与责任。

“青涩与迷茫”，是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资深辅导员王倩对新生的第一印象。她回忆学生小张的转变：初入校时，小张对集体事务漠不关心。在一次志愿服务中，他运用专业知识为老人讲解安全事项，收获真诚感谢，第一次体会到“被需要”的价值。此后，他主动竞选班委，积极参与活动，毕业时成为一名预备党员，在服务集体中找到了人生坐标。

学生小刘的转变则始于对规则的理解。他曾是学院“半军事化”管理的“困难户”。一次早操迟到、衣冠不整，老师在默默替他整理衣领时说道：“在铁路线，一个人的疏忽可能危及千百名旅客的生命。整齐，是对规则的敬畏；守时，是对生命的承诺。”这句话深深触动了他。从此，小刘从规则的被动执行者变为主动维护者，还担任了班级劳动委员。

学院构建了贯穿学生3年成长的“浸润式”思政与能力塑造体系，将“艺术思政课暨迎新晚会”“挑战杯竞赛”“铁路客运及马拉松志愿服务”“乡村振兴社会实践”等品牌项目有机串联，形成清晰的实践育人链条。多元实践平台让学生在亲历中感知价值，在协作中凝聚共识，在突破中实现成长。这种知行合一的育人模式，让学生将课堂所学与岗位所需紧密衔接，使文明的种子在实践沃土中生根发芽。

在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，文明的滋养体现在每个角落。食堂窗口前自然排成的队列、餐后自觉收拾餐盘的身影、图书馆内低声交流的学子、校园路上大方问候师长的学生……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，大型活动后操场干净如初。这种“人过地净”的景象，于细微处见精神，无声展现文明的境界。学校师生认为，文明是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的日常习惯，是根植于内心的修养、无需提醒的自觉。

退役大学生士兵刘志辉对学院的“传帮带”文化感受颇深。作为学生会干部，他经常带领同学参与安全巡查等校园服务。他曾遇到一位对集体活动持抵触态度的同学，通过一次次共同合作，让其体会到服务他人的价值。该同学不仅积极参与活动，还主动向新成员分享经验。这种从“要我做”到“我要做”的转变，正是文明素养内化的体现。

从2010年到2025年，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用15年的坚守，在党建引领下，将铁路精神深度融入育人全过程，在学子身上沉淀下独特的“文明印记”：守规尽责的纪律性、精业笃行的工匠心、甘于奉献的担当感。当一届届学子完成这一蜕变，他们为强国建设贡献的，不仅是过硬的技术，更是一份关于秩序、尊重与责任的文明薪火。这簇薪火，正是西铁院对行业和社会最扎实而深沉的贡献。

【互动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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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遗址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，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价值，但多数遗址因观赏性较弱，难以吸引普通游客。对此，来自四川师范大学2025级历史学专业的余惟悦提问，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大遗址吸引普通游客，扩大影响力？柴晓明回应，大遗址保护不能仅停留在“守护真实性、完整性”的专业层面，更要践行“文物保护成果惠及民众”的理念，打破专业与大众之间的壁垒。

“栽点树、种绿植、设标识是一种办法，数字复原、根据研究复建历史建筑当然也是办法，但不是就到此为止了。我们需要不断地研究和探索，专业人员要学会站在大众的立场思考自己的工作。”同时，柴晓明还建议，不仅专业人员要注重和大众的沟通，大众也要通过各种方式发表自己的意见，才更有助于建立起专业人员和社会公众的良好互动。

其一，中国的大遗址保护上升到了国家层面的系统规划。例如，选取的150处大遗址中，涵盖了从周口店遗址到圆明园遗址等不同历史阶段、不同类型的文化遗存，“通过看这些遗址，基本可以了解中华文明产生发展的历程，是很全面的。”其二，中国的大遗址保护有着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。柴晓明分享了与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卢卡教授的交流心得，卢卡教授长期研究世界各国文物保护管理，他认为中国在遗址保护方面的最大优势是“有规划、有组织”，而部分国家因缺乏统一规划，保护工作多依赖个人兴趣，参与度远不及中国。其三，柴晓明介绍，中华文明从未中断过，也为大遗址保护提供了独一无二的优势。

柴晓明以博物馆中的铜鼎为例：“老百姓可能把商代饕餮纹铜鼎叫作‘香炉’，而说明牌仅标注‘饕餮纹铜鼎，商代中期或晚期’，观众仍然无法理解它的文化内涵。”柴晓明强调，专业人员不能“自说自话”，而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形式阐释知识。“对于遗址来说，无论是解说词还是铭牌，都要让非专业人员看得懂，这是需要注意的。”

最后一个问题则来自四川师范大学2025级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张宇毅，他希望柴晓明针对青年学生和公众如何参与大遗址保护提出建议。对于青年学生，柴晓明强调要先学好本专业。他说，“任何专业都能为文物保护作贡献，打好基础很重要。”对于社会公众，柴晓明认为首先要有保护意识，支持保护工作。“其实并不只有捐款、当志愿者才是参与，当然这些也很重要，但哪怕只是对文物保护工作提一条建议，对专业人员而言，也是一种巨大的支持。”

【极速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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冰雪经济的“家底”有多大？近日，在2025国际冬季运动博览会主论坛上发布的《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研究报告(2025)》显示，今年我国冰雪产业规模将突破万亿元大关，达10053亿元。这一数字标志着冰雪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容忽视的新兴力量。目前，我国冰雪运动消费群体持续扩容，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内生动力。

2022年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以来，无论是赛事规模还是运动水平，从覆盖范围到社会关注，我国冰雪运动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，全民冰雪运动参与率已超过24%。我国已经形成15大类冰雪装备器材产品体系，基本实现了从头到脚、从个人到场地、从竞技竞赛到大众运动的全产业链冰雪装备器材。相关产品销售收入从2015年不到50亿元增至2023年的约220亿元。不论是滑雪服、滑雪板等大众运动装备，还是造雪机、压雪车等冰雪场地装备，都支撑了冰雪经济的繁荣发展。

四川作为南方冰雪资源禀赋最为丰富独特的省份，冰雪经济发展已有成效。四川因地处中国南北气候分界线和青藏高原边缘，丰富的山地资源孕育出了高山峡谷、冰川雪原等独特的地形地貌。作为全球低纬度冰雪观光旅游资源富集地区，四川拥有近50个冰雪观光旅游景区，终年不化的雪山超过10座，季节性雪山星罗棋布，冰瀑、冰湖、高山峡谷、草原海子等组合型景观别具一格。

尤其川西高原作为雪山王国，还拥有海拔7556米的“蜀山之王”贡嘎山、海拔6247.8米的“蜀山皇后”幺妹峰等雪山。而四川的冰川数量和面积仅次于西藏、新疆、青海和甘肃。四川现有冰川955条左右，冰川总面积约440.5平方千米。丰富的雪山冰川资源造就了四姑娘山、九寨沟、海螺沟、稻城亚丁等诸多高品质旅游景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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